[5] 参见韩大元：《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宪法学的回应与贡献——以20世纪八十年代的宪法学研究为中心》，《中外法学》2018年第5期。

[20]首先，客观法规范作为主观公权利的首要基础，这一点在主观公权利的建构过程中几乎无争议。例如保护规范理论强调主观公权利与反射利益的区分，切断了客观法规范与主观权利的一一对应，并否定公民一般地、概括地要求行政遵守和执行法律的请求权，但上述观念反映的正是主观公权利的核心意涵。

法院在该案裁定中通过回溯至行政行为所涉及的具体规范领域来判定主观公权利的有无。很多私法文献将主观权利等同于个人利益，这一点当然是正确的，保障个体利益就是主观权利的重要目的。关键词:  保护规范理论。[97] 六、保护规范理论在我国行政审判中的展开与意义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行政审判在判定原告资格时都很少提供说理，而是以当事人与被诉行为具有或不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98]简要带过。参见[日]小早川光郎:《行政诉讼的构造分析》, 王天华译,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第14页。

基于这一原因，公法规范的个人利益指向几乎成为确认主观公权利存在与否的核心基准，它不仅是对学理上的主观公权利的本质、目的或是意涵的确认，更是法律实践中提取主观公权利的关键前提。摘要:  保护规范理论主张，公法规范必须包含私人利益保护指向，才能确认该规范会生成主观公权利。1.监察机关领导体制的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原则。

  [24]参见侯少文：《中国人大监督制度的特色与走向》，载《新视野》2014年第4期。[23]不同于《宪法》就检察机关内部领导体制中的检察长负责制，《宪法》就监察委员会内部领导体制采纳了委员会负责制的方案。在腐败治理领域，机制与体制的功能差异与完善价值表现为，对主要以能使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健康有序运行从而预防腐败发生的方式、手段、环节的总和的腐败治理机制，[2]对于促进国家取得腐败治理局部战场的阶段性胜利具有积极意义，而就取得国家腐败治理的决定性胜利而言，单纯的机制更新恐难达至治理的目标，实现体制的系统更新及体制与机制更新中的双向互动，方为推进腐败治理的有效策略，这是现代国家在腐败治理领域逐步将治理体制完善列入重点目标的原因所在。然而，在中国腐败治理的攻坚阶段，监察委员会承担着取得腐败治理战略总攻与系统性监督体系建设的重大使命，革除既有检察领导与组织体制在既往腐败治理中的问题，实现体制全面更新，尚有待全面解决好以下延伸问题:一是健全与完善党对地方监察委员会的领导体制;二是监察机构负责人选任与考核的脱地方化;三是合署办公模式下两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与国家监察委员会)领导与组织体制问题;四是条条化与块块化系统内监察领导体制与组织体制协同问题。

  [1]积极治理主义是笔者就国家腐败治理的应然观念选择而首倡的一种理论主张，核心主旨在于，立基于权力的生成与运行过程、围绕权力限制、透明与滥用惩治建构全面、系统的腐败治理体系。初步核实情况报告和分类处理意见报监察机关主要负责人审批。

从政治宪法学的角度，可以把中国特色监察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党的执政权延伸出来的政治权力性质的监察权，这种监察权的正当性来自于党管干部原则;另一部分是需要借助于国家权力体系运行的国家监察权，这种监察权需要纳入由宪法和法律所确立的国家权力运行体系以及法律监督权的运行秩序中。  [11]参见于安：《反腐败是构建新国家监察体制的主基调》，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  [8]参见任建明：《我国未来反腐败制度改革的关键：反腐败机构与体制》，载《廉政文化研究》2010年第1期。一是党对监察工作领导的内容。

同时，意味着监察委员会虽由本级人大产生，但在具体工作中主要接受上级监察委员会领导，也即以上级机关监督为主。*魏昌东，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教授、法学博士。根据《监察法》第38条规定:需要采取初步核实方式处置问题线索的，监察机关应当依法履行审批程序，成立核查组。最后，以自体监督、内部约束为中心。

第三，自体监督模式上的内部约束原则。第四，两级组织同步报告制度。

为防止监察权滥用，《监察法》第49条和第60条规定了监察对象申请复审以及申诉复查制度，对于复审和申诉决定不服的，还可以向上一级监察机关申请复核和复查，但上一级监察机关决定为最终决定。腐败治理体制建设要求确立治理权独立、集中与外部行使的原则，并以严密的体制与规范确保其实现，否则，难免会陷入左手反右手的僵局。

《宪法》与《监察法》在国家及地方监察委员会与同级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中，采用了以现行检察领导体制为蓝本加以改造的立法策略，表现为在权力机构的领导体制设定上，就权力机关对检察机关的领导体制，《宪法》第3条、第138条、第67条和第104条分别规定了负责制与监督制原则，即向同级国家权力机关负责、接受同级人大常委会的监督。通过上级机关的批准权，形成对留置权行使的正当程序保障，若上级监察机关发现留置措施采取不当的，应当及时解除。刘艳红：《中国反腐败立法的战略转型及其体系化的构建》，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4期。监察权实际运行中必须根据这一宪法体制原则，切实履行好人大监督下的监察权高效行使。三是从宽处罚的决定建议权。监察委员会内部的领导权，包括了政治领导权、人事决定权和业务领导权，其中，上级机关主导监察决策权原则所针对的是业务领导权，这一权力效力的决策模式与检察机关的组织体制与司法体制改革的方向相一致，具有合理配置监察资源、提高监察效率以及监督下级监察机关、防止权力滥用的重要功能。

政治体制的核心是国家权力结构形式，维护腐败治理权的有效行使是一切政治体制的选择。作为防止检察地方化而采取的措施，形成于1983年该法首次修订中，对其合理性，学理界仍存在理论分歧。

行政机关通过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层级监督、行政监察、审计监督等内部监督方式，加强对自身的监督，信息便捷、手段有效。上述问题，均非单纯的静态化监察体制法律制度的内容，需要真正动态化的制度建设加以保障。

  [7]参见刘占虎：《中国腐败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代诉求与实践逻辑》，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上一级监察机关有权决定案件管辖。

  [15]参见姜明安：《国家监察法立法的几个重要问题》，载《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于对一般监察业务活动，监察委员会采抽象领导方式，由监察机关的承办部门及主要负责人个人具体承办。二是形成有效的内部制约机制，防止作为腐败监督权的监察权的独断专行。对中央、地方及特殊系统的腐败治理权基本模式产生影响。

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实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行政监察从行政机关内部独立出来，对包括人大机关工作人员在内的所有公职人员实施监察，自身要接受人大监督，但高于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因而跃居监督体系的第二个层级。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尽管治理体制的立法完善已经得到系统推进，但腐败治理体制及其原理作为治理理论的研究课题却迟迟未能得到深化，以《宪法》《监察法》全面创新国家腐败治理体制为契机，展开对中国特色腐败治理体制的深入研究，将为中国腐败治理体制的发展与创新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当为理论界之重大使命。政治体制之于腐败治理体制的作用体现为两点（1）在宏观维度上，决定腐败治理体制的形成与发展。

本文认为，否定地方党委对监察机关的领导，并不符合党的制度规范，也不利于充分调动地方的治理资源，根据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应当建立区域与系统、分级与跨级交叉结合的双重领导体制，实现党对国家腐败治理领导权。根据组织决策理论，组织决策体制通常包括委员会制与首长负责制两种基本模式，后者对于提高组织运行的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参见陶东明：《消除滋生腐败的制度性因素》，载《政党论坛》1990年第11期。一方面，首次通过立法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腐败治理的政治领导权。中国腐败治理领导体制的基本特色是三元领导体制，即执政党的政治领导、权力机关的监督性领导、上级机关的业务性领导。《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2]参见谢鹏程：《论检察官独立与检察一体》，载《法学杂志》2003年第3期。尽管这一体制的优势得以继承，但是，既往检察机关领导体制中的上命下从模式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未能得到有效解决，[22]强化业务领导权，使业务领导权的内容法定化、明定化、实定化，突出上级监察机关在腐败治理中的领导权、监督权与决策权，是优化监察委员会腐败治理的重要基础，对此，仍有待立法加以完善。

所谓组织体制，是指监察委员会内部基于监察权的实际运行而形成的组织与协调关系。  [21]参见胡盛仪：《试论我国检察机关领导体制的改革与创新》，载《社会主义研究》2002年第4期。

腐败治理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关键所在。监察委员会领导与组织体制是确保监察权有效运行的基础，《监察法》以执政党的纪检制度、检察制度为蓝本，就作为腐败治理体制核心的领导体制、组织体制做出精致的制度安排。

(责任编辑：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